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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中国”怎样了?

2019-10-30 15:14:40  作者:匿名  浏览:4011

图为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一些雕刻符号已经可以解释为文字,但还没有形成连贯的句子。(由杜·金鹏提供)

二里头遗址揭示了比良渚晚、比殷墟早的人类活动历史。它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的重要对象。它被学者誉为“中国第一首都”和“最早的中国”。

随着殷墟和良渚相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里头遗址在中国文明和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地位及其相关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关注。

“杜金鹏”这个名字可以在许多材料和专著中找到。

1982年至1995年,杜金鹏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从事考古工作。他亲自见证了青铜铸造车间遗址、制骨车间遗址和祭祀遗址的发掘。后来他被调到偃师商城考古队。可以说,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洛阳和郑州之间的漯河上度过的。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址、宫殿建筑、祭祀遗迹、文化阶段、文化属性、文化传承和遗产价值等方面。

二里头遗址体现了许多中国人对自我意识的需求和期望。中国几千年的独特历史记录,形成了真实历史与中国考古发掘相互印证的独特方法,有着成熟的理论体系——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和鉴定结果,充分证明了中国历史记录“不言自明”;但是后来,中国考古学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这是“最早的中国”还是“夏商周”的“夏天”?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正在进行的争论是否影响了“最早的中国”?公众应该如何理解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成果?为此,《人民日报》海外版《世界遗产》记者采访了杜金鹏(以下简称“杜”)。

记者:如果你能用一句话总结你对二里头网站的判断,你会怎么表达?

杜: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遗址。“最早的中国”的名字是“夏”!

记者:这个“最早的中国”有多大规模?

杜:在过去的60年里,二里头遗址的总挖掘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但这仅占总面积的1.75%。经过不断的发掘和研究,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布局、内涵和年代已基本了解,对其王朝属性也有普遍共识。

记者:最近的考古工作有什么惊喜吗?

杜:是的。过去20年的挖掘面积总计约13,000平方米。宫城、京形城市主干道和恭城的发现,随着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周边聚落和历史环境的调查进一步凸显了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地位。宫殿建筑遗址的不断发掘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宫殿建筑布局、年代和演变的认识,也为深入研究二里头遗址的性质提供了新的材料。

记者:良渚成功申请世界遗产后,二里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当地人期望从文化价值观中获益吗?例如,现在会有一个流行的“国家公园”吗?

杜:这将是一个逐步相互促进的过程。为了保护二里头遗址,当地居民付出了很多,应该得到奖励。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丰富,具有很大的展示和利用潜力和前景。特别是宫殿区、祭祀区和手工艺作坊区的许多文物具有很高的文化和科学价值,展示和利用条件优越。因此,即将开放的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和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将充分展示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也将有助于改善当地的民生和社会发展。

记者:至于二里头文化是否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否是夏都遗址,至今学术界仍有争议,公众也参与其中,甚至分成“阵营”?

杜:没那么夸张。确实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学术讨论是件好事。我想再次表达我的判断:即现有考古发现表明,最符合历史夏川王国的考古文化是新寨二里头文化——更确切地说,新寨文化可能是夏初文化,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末文化;二里头遗址应该是夏都遗址,最早的国家实物叫“中国”。

即使其他一些早期的考古文化被认为已经进入了民族文明的阶段,它们也不应该被称为“最早的中国”。

记者:除了你,还有多少考古学家持这种观点?

杜:据我所知,支持这一观点的“肯定党派”占多数,“可疑党派”占少数。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的学术现状。当然,学术问题上的争议不能简单地通过人数来判断。但是我是一个坚定的“肯定主义者”。“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和“夏商周考古研究”就是两个例子。

记者:你为什么而战?关于“最早的中国”有争议吗?

杜:没有。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是一种相对成熟的民族文明。该遗址的规模和内涵证明,它是一代王度人的遗址。因此,二里头文化是商朝文化现在为人所知之前的一代王国文化——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共识。

目前,争论的焦点是证据。“肯定方”认为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历史夏川王国的文化遗产,从历史时代、城市位置和文化内涵来看,二里头遗址是历史夏川王国的遗产市场。然而,“疑方”认为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遗址还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自我验证为夏国遗迹的书面证据——殷墟中记载商朝名字的甲骨文的发现已经成为商朝都城遗址最有利的证据——所以在文献记录中直接将现存的考古文化和遗址与夏国进行鉴别是不合适的。

记者:如果运气不好,没有找到书面证据,会不会影响对“最早的中国是夏都”的解读?

杜:不。考古学不是算命。除了写作,它还需要大量的证据来支持。多重证据的总和现在非常接近一个确定的结论。

记者:如果二里头遗址不叫夏,她姓什么?

杜:许多人把这次学术讨论理解为两种完全相反的学术观点之间的辩论,这是错误的。关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遗址历史文化属性的讨论,实际上并不是“夏”与“非夏”的争论,而是在现阶段如何更科学、更恰当地表达相关问题的讨论。因为,在以下问题上,双方是完全一致的:二里头文化是进入民族文明的文化遗产,是在时间上领先于商朝文明的王国文明;二里头遗址是王国都城的遗迹,其时间排在商朝最早的都城之前。正因为如此,“怀疑派”极力主张二里头遗址的“最早中国”理论,认为如果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遗址的历史文化属性必须受到质疑,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夏国文化和夏国城市——只是缺乏文字证据。

记者:关于“最早的中国”是否是夏的首都的争论实际上是东西方不同考古方法的争论。

杜:是的,辩论的背后是关于方法论的问题。例如,考古文化和历史人物事件之间的关系科学吗?一些欧美学者强调考古学的纯洁性,主张以事物为基础讨论事物。然而,大多数中国学者主张通过事物来看待人,并将考古学纳入历史范畴。前者似乎更客观、谨慎和科学。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由不同的国情和学术背景形成的不同的学术概念。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文献,许多国家的考古发现无法与当地的古代历史联系起来并得到证实。另一方面,中国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另一个例子,需要多少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考古文化和历史人物之间的关联?所谓的“自我证明”证据——书面证据本身——在考古学中实际上是罕见的。

现在,“肯定的一面”给出了“推论”;“有疑问的一方”追求“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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