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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贩子:帝国时代的边缘人

2019-11-07 19:09:34  作者:匿名  浏览:3353

《帝国的边缘》(美国),马亚·亚萨诺夫著,朱邦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

文和道

2018年10月12日,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推出了一系列关于“收藏历史”的讲座,驳斥其“收藏都来自殖民掠夺”的指控。这项活动本身就有点“这里没有300两银子”。

据新闻报道,大英博物馆是世界四大博物馆的负责人,现在收藏了来自埃及、中国、日本、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数十万件文物。应该指出的是,当这些文物的命运发生变化时,要么原始国家处于殖民时期,要么国家弱小,人民贫困,甚至中国受到强大船只和枪支的威胁。即使有名义上的交易,但在皇权之下,我不知道这有多公平。

这本书的作者马亚·亚萨诺夫是哈佛大学的柯立芝历史教授。她的帝国过去三部曲很受欢迎。作为帝国过去三部曲的第一部分,本书选取了1750年至1850年这一世纪作为研究样本,不仅因为本世纪是“帝国形成的世纪”,也因为它是大英博物馆作为“国家记忆”从创立到“发展与成长”的世纪。传统写作总是热衷于帝国领土的扩张。相比之下,雅桑诺夫笔下活跃在收藏圈的人物要么长期生活在帝国领地的边缘,要么处于帝国社会地位的边缘。“他们都用自己的收藏来展示和修饰自己的社会形象”,“把艺术收藏视为真正绅士的象征”,渴望融入帝国中心,实现自己的“崇高梦想”。换句话说,收藏不仅是他们“释梦”的载体,也是皇权在边缘的投射。

谈到国家收藏,我们不能不谈到大英博物馆和汉斯·斯隆,这与大英博物馆的建立是分不开的。

汉斯·斯隆是一位有成就的医生。汉斯的收藏爱好实际上来自他的自然历史爱好,例如,他在牙买加收集了“800种植物物种和其他活体标本”。汉斯死后留下的“个人收藏”共计79575件,包括无脊椎动物、鱼、鸟、蛋和巢的标本,以及大量的硬币和艺术收藏品。根据他的遗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赠给了国家。1759年1月15日,大英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汉斯生活在自然历史大发展的时期。历史上,英国是自然历史上最发达的国家。著名的博物学家比比皆是,如约翰·雷、吉尔伯特·怀特、林奈、达尔文、赫胥黎等。17世纪中叶,英国见习药剂师的“植物采集活动”点燃了社会对自然史的浓厚兴趣,各种自然史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由于研究需要,药剂师必须正确识别药用植物,自然历史馆藏发展迅速。

汉斯的大部分收藏品最初只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还没有提升到国家政治的水平。汉斯将藏品捐赠给国家时,也意味着藏品从私人行为转移到国家意志,大英博物馆开始收藏。几乎与此同时,“石泉老人”甘龙面对来自麦卡特尼象征英国工业革命成就的数千份礼物,以“奇怪的技巧和淫荡”把自己锁在仓库里。当收藏上升到国家意志时,文物收藏的地位也与日俱增,这也给那些想进入上层社会的人一束光。

“大英帝国在1850年覆盖了世界的四分之一,从渥太华到奥克兰,从开普敦到加尔各答,从新加坡到西班牙城,没有任何距离。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是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随着这种地理扩张,意志、人力和文化融为一体,将帝国许多不相关的部分连接起来。”文物收藏显然是将许多原本不相关的因素联系起来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提升个人形象和声音的捷径。

俗话说,顶部越好,底部越好。在这本书里,罗伯特·罗伯特·克莱武、安托万·波利埃、克劳德·马丁、德斯波伊斯·涅、索尔特和贝尔佐尼“曾经生活在大英帝国最东部的印度或埃及”,他们渴望回到欧洲,梦想攀登到上层阶级。一个庞大的边缘群体正以近乎疯狂的收藏动作煽动和迎合迅速发展的国家集体主义。最重要的一点是,基于这些人的身份和他们所谓的收藏策略,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似乎不必担心他们收藏的文物给国家带来的道德污点,这可能是这些博物馆迄今为止摆脱困境的“逻辑稻草”。

毫无疑问,18世纪的英国令人着迷:一方面,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英国进入工业革命欣欣向荣;另一方面,英国迅速扩张,实现了“地理、政治、文化、宗教和种族意义上的真正全球帝国”。当“伦敦的中产阶级甚至下层阶级模仿上层阶级的时尚、举止和观点”时,“高贵的梦”立刻流行起来,自然会不可避免地打击到那些远离家乡的边缘群体。

1750年后,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扩张显著加快。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是扩张中的“棋子”。这本书的第一个重要人物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罗伯特·罗伯特·克莱武:“大英帝国在东方的收藏历史始于罗伯特·罗伯特·克莱武”。他热衷于收集名画和古典文物。“对罗伯特·克莱武本人来说,他是否喜欢艺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收藏”为他精心打造的高贵形象增添了最后一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伯特·克莱武的确加入了贵族阵营,但他赢得了爱尔兰冠军,而不是他所期待的英国冠军。

边缘人物必须绞尽脑汁才能更接近中心。收藏就像是提升他们社会地位的垫脚石。除了罗伯特·克莱武之外,来自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同事安托万·波利埃还有大量梵文和波斯手稿。回到欧洲,波利埃与这位老军事公爵交了朋友,并通过这些收藏品与他的女儿结婚,实现了身份的改变,但不是他所期望的英国身份。波利埃的朋友德斯波伊斯·涅(Desbois Nie)身份复杂,但绝对不是英国人。他的收藏数量众多,凌乱不堪,比如中国金属痰盂、紫铜茶壶,当然还有书籍、文件、地图等。后来,他终于带着几十箱收藏品来到英国,并煞费苦心地加入英国国籍。然而,他只能徘徊在社会的边缘,不能真正融入英国社会,更不用说实现所谓的“崇高梦想”。相比之下,他们的好朋友克劳德·马丁是一个纯粹的法国人。他收藏书籍、绘画和手稿,也是文物鉴赏家。尽管他也渴望加入贵族阶层,但他被两个朋友返回欧洲吓住了。

在18世纪,有成千上万的非英国欧洲人活跃在印度和埃及,为大英帝国服务。这三个人都是代表。这三个人后来留在了印度,花费巨资建造了英国风格的宫殿,并将他们自己的收藏品放在里面。在这方面,亚桑诺夫尖锐地指出,豪华的建筑无法弥补马丁内心的空虚。

在埃及,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另一个文物战场,英国驻埃及领事索尔特一生都渴望成为一名绅士,所以他以接近卷心菜价格的价格将自己的许多收藏品卖给了大英博物馆。出生于威尼斯的早期埃及考古学家贝尔佐尼冒着极大的风险将著名的埃及雕像“年轻的门弄”运到了英国。他一直在埃及挖掘文物,以便“寻求更倾向于公共福利的声誉和保护”以及“被渴望入籍的(英国)少数民族所接受”。正是由于这些边缘群体,一百年来,印度和埃及的文物一直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和法国。所有的交货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不管收藏家们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他们都无法隐藏自己被帝国认可并一生化身为贵族的梦想。

回顾帝国文物收藏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掠夺的历史。当然,这种掠夺通常隐藏在像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劣质招牌下。这本书里描述的边缘人物都是由他们繁忙的收藏背后的帝国力量驱动的。

为了疯狂掠夺文物,各种借口都不冠冕堂皇。拿破仑遭受灾难性的失败,不得不将埃及文物移交给英国之后,法国历史学家商博良踏上埃及土地,开始了新一轮圈地收割。所谓圈地,即英国和法国的领事安排军队到处寻找历史遗迹,然后在历史遗迹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这自然成为他们掠夺其他国家文物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为了达到“收获”文物的目的,帝国竭尽全力。每次战争结束后,英国军官都习惯于视而不见,允许他们的士兵在强调纪律之前抢劫一段时间。这种解释也适用于清末被洗劫的圆明园。法国驻埃及领事德罗韦蒂并没有功亏一篑。为了占据坟墓,他编造谎言让当地人相信它属于他。至于搬运石雕和木雕,两国都非常忙。没人在乎埃及的感受。

“在商博良看来,埃及人不对自己的文化遗产负责,所以欧洲人需要干预”。对此,亚桑诺夫问道,"将物体从其原始位置移走本身是否构成一种破坏?"此外,“埃及文物的主要消费者总是西方人,而不是埃及人。”没有生意,没有伤害。疯狂的欧洲抢劫和古墓挖掘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例如,“居尔纳的现代村民以挖掘和搜寻文物为生”。

雅萨诺夫写道,“每20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死于印度艺术和手工艺的小‘收藏’”这让我想起了一篇媒体报道,有几个英国兄弟姐妹向拍卖行移交了一个镂空的陶瓷花瓶,上面有清晰而又长长的蜡笔,他们说文物已经被放在书架上,上面沾满了灰尘。巧合的是,一个美国人曾经拿出一个带有清雍正蜡笔蝙蝠桃纹的橄榄瓶进行拍卖,声称他不知道这个瓶子是文物,更不用说它的来历了。该报告的作者指出,当西方人拿出一件中国古代文物时,内部社会会达成“谅解”和默契,因为祖先曾经在中国打过仗,抢过东西。在默契的背后,每个人都必须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雅萨诺夫似乎对边缘人物建立帝国收藏的历史有些无能为力,所以他说,“所有的观点都是有限的”,收藏,就像建立一个帝国一样,代表着人类保护和结合、秩序和控制的持久意愿。我们只能希望被接受和包容的收藏品能够最终克服收藏帝国的暴力。”问题是,暴力已经夺走了原本属于其他国家的文物。还有必要回去说服这些国家“虚心”吗?

(作者是书评人)

(本文将于2019年9月16日发表在《财经》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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